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，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，所谓

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，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，所谓的世卿世禄，更成了浮云。各国的主要人才，外来人才极多，其中草根出身的尤众，“举贤”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袭，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才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，搅动了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

而在各国掀起的变法狂潮中，大家殊途同归的一条，就是确立新的用人制度，废除往昔的世袭制度。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，战国时期诸如苏秦、张仪成功与否，商鞅这类人物，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待评判，但公认的一条贡献，就是开创了中国历史“布衣为相”的先例。而比这些草根上位已属以往不能想象，而各国官僚制度的改变更是更翻天覆地的。

首先直观的一件事，就是将相分立。最典型的代表，比如“将相和”的典故，老将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，留下千古美谈。但实际上这样的千古美谈，也就只能是自战国起才会有，因为之前的春秋时代，将相的职权，基本都是不分家的。

从战国开始，除了楚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，政治制度都有一个类似改革：专门设置了负责行政事务的相和负责军事的将，这也就是“将相”关系的由来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在战国时代，相的称呼往往是叫“相邦”，直到西汉开国，为了避讳汉高祖刘邦，才改成叫“相国”。今天很多战国题材的电视剧，管吕不韦之流叫“相国”，分明就是要把刘邦穿越来的节奏。

随着这两个部门的分离，相关的新型配套部门，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，比如秦国和赵国，就有了掌握财政的内史，赵国的都尉负责管理人事任免，韩国的少府，除了管理税收，还要负责武器铸造与研发。而在武将方面，将军之下也有各种尉职，用以辅佐军务，这类新型官职，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制度，影响都非常深远。

与新型官职相对应的，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制度。

战国时期还没有科举，但这并不妨碍草根阶层的出头。国君选拔人才的方式，除了举荐还有招贤，比起春秋时代的世袭制度来，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。但其中最重要的是，人事的任免权力，完全掌握在国君的手中，特别重要的一条是，国君通过授印来授予官员权力，因此从战国起至清末，官员倘若丢掉官印，都是几乎要掉脑袋的大事。

同样重要的一个改变，就是俸禄制度。

战国时期的官员工资，通常都是用谷物来支付。各国的工资标准也不同，比如在魏国做相国，基本就是“食禄千钟”，标准高工资，齐国相对更大气，齐宣王当年为了挖孟子，许了“万钟”的高工资，但还没留住人。

而除了这种直接支付外，还有一种福利，就是封地。战国有很多高官，在获得官职的时候也获得了封地。可和春秋时代不同的是，大多数官员，对于封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，一旦任期到期下课，封地也大多要原样交回。以韩非子的说法，就是“主卖官爵，臣卖智力”。

这个关系的改变，才是跨时代的。春秋时代的国君和大臣，虽说是上下级，但彼此却是一种世袭的关系。到了战国时代却不同了，国君和大臣已经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。以前是吃祖宗的饭，现在要吃国君的饭。国君说话，比起春秋年代，真是胆大气粗。

而胆大气粗的国君，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应手：考核制度。

既然吃着国君的饭，那么就要被国君管，不再世袭的士大夫们，命运也从此被国君捏住。

而官员考核制度，也因此发生变法，掌握考核大权的，首先是相，也就是“相邦”，但除了少数几位权倾朝野的人物，绝大多数的相邦，都是直接对国君负责。以荀子的说法，列国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，对官员进行考核，而考核的结果判定，则完全由国君来主持。这在春秋时期，基本是不可想象的。

而在战国年代，对于地方官来说，这种考核也有一个名称：上计。“计”就是统计的簿册，上面记载着田产、人口、土地等事项，年初时做好规划，年终时由国君一一对照，进行考核。这样的考核模式，也沿用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。

也正是从这样的改变里，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代战争扩大的重要原因。比起春秋时代的集体负责，话语权更大的战国国君们，自然可以放开手脚，为争霸兼并大打出手，每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指挥效率，比起春秋时期，可谓高速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