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,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,所谓的世卿世禄,更成了浮云。各国的主要人才,外来人才极多,其中草根出身的尤众,“举贤”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袭,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才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,搅动了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
而在各国掀起的变法狂潮中,大家殊途同归的一条,就是确立新的用人制度,废除往昔的世袭制度。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,战国时期诸如苏秦、张仪成功与否,商鞅这类人物,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待评判,但公认的一条贡献,就是开创了中国历史“布衣为相”的先例。而比这些草根上位已属以往不能想象,而各国官僚制度的改变更是更翻天覆地的。
首先直观的一件事,就是将相分立。最典型的代表,比如“将相和”的典故,老将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,留下千古美谈。但实际上这样的千古美谈,也就只能是自战国起才会有,因为之前的春秋时代,将相的职权,基本都是不分家的。
从战国开始,除了楚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,政治制度都有一个类似改革:专门设置了负责行政事务的相和负责军事的将,这也就是“将相”关系的由来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在战国时代,相的称呼往往是叫“相邦”,直到西汉开国,为了避讳汉高祖刘邦,才改成叫“相国”。今天很多战国题材的电视剧,管吕不韦之流叫“相国”,分明就是要把刘邦穿越来的节奏。
随着这两个部门的分离,相关的新型配套部门,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,比如秦国和赵国,就有了掌握财政的内史,赵国的都尉负责管理人事任免,韩国的少府,除了管理税收,还要负责武器铸造与研发。而在武将方面,将军之下也有各种尉职,用以辅佐军务,这类新型官职,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制度,影响都非常深远。
与新型官职相对应的,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制度。
战国时期还没有科举,但这并不妨碍草根阶层的出头。国君选拔人才的方式,除了举荐还有招贤,比起春秋时代的世袭制度来,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。但其中最重要的是,人事的任免权力,完全掌握在国君的手中,特别重要的一条是,国君通过授印来授予官员权力,因此从战国起至清末,官员倘若丢掉官印,都是几乎要掉脑袋的大事。
同样重要的一个改变,就是俸禄制度。
战国时期的官员工资,通常都是用谷物来支付。各国的工资标准也不同,比如在魏国做相国,基本就是“食禄千钟”,标准高工资,齐国相对更大气,齐宣王当年为了挖孟子,许了“万钟”的高工资,但还没留住人。
而除了这种直接支付外,还有一种福利,就是封地。战国有很多高官,在获得官职的时候也获得了封地。可和春秋时代不同的是,大多数官员,对于封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,一旦任期到期下课,封地也大多要原样交回。以韩非子的说法,就是“主卖官爵,臣卖智力”。
这个关系的改变,才是跨时代的。春秋时代的国君和大臣,虽说是上下级,但彼此却是一种世袭的关系。到了战国时代却不同了,国君和大臣已经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。以前是吃祖宗的饭,现在要吃国君的饭。国君说话,比起春秋年代,真是胆大气粗。
而胆大气粗的国君,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应手:考核制度。
既然吃着国君的饭,那么就要被国君管,不再世袭的士大夫们,命运也从此被国君捏住。
而官员考核制度,也因此发生变法,掌握考核大权的,首先是相,也就是“相邦”,但除了少数几位权倾朝野的人物,绝大多数的相邦,都是直接对国君负责。以荀子的说法,列国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,对官员进行考核,而考核的结果判定,则完全由国君来主持。这在春秋时期,基本是不可想象的。
而在战国年代,对于地方官来说,这种考核也有一个名称:上计。“计”就是统计的簿册,上面记载着田产、人口、土地等事项,年初时做好规划,年终时由国君一一对照,进行考核。这样的考核模式,也沿用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。
也正是从这样的改变里,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代战争扩大的重要原因。比起春秋时代的集体负责,话语权更大的战国国君们,自然可以放开手脚,为争霸兼并大打出手,每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指挥效率,比起春秋时期,可谓高速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