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上贤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狱讼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泽施于下，万人怀德。至其衰也，朋党比周，各推其与，废公趋私，外内相举，奸人在位，贤者隐处。

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“夫士有五反：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，而反以暴傲。”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。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凌私斗。心智慧不以端计教，而反以事奸饰非。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”

《文子》中说：“圣人创造文字，留下著述为的是指导民众，叫人理解天下之事，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，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。但事与愿违，有些人学到知识后却变得更坏了，他们以所学知识为非作歹，甚至为有罪的人辩护，冤杀无辜的人。”

至于国家建筑林园，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祀。先贤开辟苑囿，是为了提供军队训练、供奉宗庙用的，以防意外变故。遇到昏庸的君主就大兴土木，广建园林，作为驰骋狩猎的场所，这不仅劳民伤财，还会贻误农时。

推举贤才，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，使人从善如流，公正司法，使贤者有其位，能者有其职，广施恩德于万民，使百姓感恩戴德，对国君忠心耿耿。到了政治败落后，大小官员就会结党营私，狼狈为奸，各自为政，从而使恶人掌权，贤人被疏远。

《韩诗外传》说：“古代士有五反：有权势、地位，受人尊贵，却没有仁爱之心，不行道义之事，反而飞扬跋扈，残暴不仁。家中富裕后，本应周济贫困，帮助穷人，反而骄淫奢侈，挥霍无度，使家道败落。勇猛剽悍，却不去保家卫国，而是争强好胜，以强凌弱，结群聚斗。聪明多智，却不将才能用于治国安邦，反而使奸耍诈，颠倒是非。相貌靓丽本是好事，但不将潇洒的风度施展于讲究礼仪的场合，却以此来蛊惑女性，行淫纵欲。”

太公曰：“明罚则人畏慑，人畏慑则变故出。明察则人扰，人扰则人徙，人徙则不安其处，易以成变。”晏子曰：“臣专其君，谓之不忠；子专其父，谓之不孝；妻专其夫，谓之嫉妒。”

韩子曰：“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。”

子路拯溺而受牛，谢孔子，孔子曰：“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。”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，孔子曰：“鲁国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贡让而止善。由此观之，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。

姜太公说：“刑罚太严明，就会使人心惊胆战，整天处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乱子。什么事都明察秋毫，就使人躁乱不安，从而迁移躲避，不安居于原地，这样容易发生动乱。”齐国的名相晏子说：“臣子独揽君权，这叫不忠；儿子独揽孝敬父母的义务，忽略了兄弟姐妹，这就是不孝；妻子独揽丈夫的恩宠，而忽略了妾室，这就是嫉妒。”

韩非子说：“读书人用文辞扰乱法令，游侠以勇武违反禁令。”

子路有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，被救者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。孔子说：“此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。”因为救了人有酬劳呀！有人用钱向子贡赎人，但子贡放了人没要赎金。孔子说：“你不收赎金，以后谁还敢赎人？”孔子为何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呢？子路接受好处，能鼓励大家做好事，倡导好的风尚。子贡不收赎金，反而影响了人们做善事的风气。由此可知，廉洁的美德有时存在于相对的环境中，并不是随处可以做到的。

做事的基础是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同时也要做到既不可死守教条、因循守旧，也不可急功近利，贸然行事。做事照抄照搬，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，缺少创新的意识，这样无异于故步自封，虽然不会把事情办糟，但多是平庸而无所作为的结果。如果做事急于冒进，就可能会走向极端，结果是费了力气却收不到相应的成效，甚至本是一番好心，却把事情办得更糟。因此，做事不仅要使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一致，还要把握前后两个“度”，既不能保守，也不可冒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