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同道合的人，往往能够共同处事，易于合作，更好地完成事业。如果相互嫉妒，在人前总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，势必与人难以相处，渐渐会被疏远。

集思广益 至善法规

（是曰：）韩子曰：“释法术而以心理，尧舜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忘善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执规矩，则万不失矣。”

（非曰：）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，弓弩力也；其所以中的剖微者，人心也。赏善罚暴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行者，精诚也。故弩虽强，不能独中；令虽明，不能独行。”杜恕曰：“世有乱人，而无乱法。若使法可专任，则唐、虞不须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无贵伊、吕之辅矣。”

（正论：）韩非子说：“让人各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法术，就是尧、舜在世也不可能让人看法一致；舍弃圆规和标尺去度量，就是奚仲这样的工匠也造不出车轮。但如果让只有中等才能的国君按法规治国，让拙笨的工匠用规尺造车，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。”

（反论：）《淮南子》中说：“箭头之所以能射穿坚硬之物，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，至于射中目标并使之损坏的根源还在于人的心念。奖善罚恶是政令的职能，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执行的根源，还在于人的努力。所以，弓弩虽强大有力，但没有人的参与，也不会射中目标；政令虽然严明，但没有人的推行，也不会自动生效。”杜恕说：“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，但没有杂乱无序的制度。如果法律靠一个人就能执行，那么唐尧和虞舜就不会用后稷和契了，商王和周王也不会用伊尹和吕尚辅佐自己了。”

如果法律按某个人的意愿去制定和执行，必定会因各持己见而无法实施，所以规章制度的制定重在集思广益，听取不同的意见，这才能让颁布的法律更健全、更完善。同时，由于法律符合了众人的要求，执行起来也十分顺利，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阻力。

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

（是曰：）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先办，不可以应敌。《左传》曰：“预备不虞，古之善政。”

（非曰：）《左传》曰：“士谓晋侯曰：‘臣闻之，无丧而戚，忧必仇焉；无戎而城，仇必保焉。’”《春秋外传》曰：“周景王将铸钱。单穆公曰：‘不可。古者天灾降戾，于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振救人。夫备预，有未至而设之，有至而后救之，是不相入也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；可后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周固羸国也，天未厌祸焉，而又离人以佐灾，无乃不可乎！’”

（正论：）事先不做充分准备，就不能应对突发事件；军队不事先武装，就不能应战。《左传》中说：“高明的执政者，都善于防患于未然。”

（反论：）《左传》中说：“晋国大夫士对晋侯说：‘我听说没有丧事却悲伤，忧愁就会到来；没有兵患就筑城，国内就易有动乱，内敌必然据此顽抗。’”《春秋外传》记载：“周景王要铸造钱币。单穆公说：‘不行。古代天灾降临时，才增制钱币，权衡轻重，用来救灾。有时灾祸还未出现就准备措施；有时灾祸发生后再去救助，两者都是有规律的，不可等同起来混为一谈。可以预先做的没做，这叫懈怠；可以事后做的却提前做了，这叫招灾。周朝本来是弱国，上天降灾没有穷尽，但现在又加重灾祸使百姓离心离德，这恐怕不妥吧？’”

能够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，并预测事情进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，这样便能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应对自如，从而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。但未雨绸缪也是要遵循适度原则的，如果投入过多的人力、财力去防患于未然，就可能会有得不偿失的结果。